1919年前，东莞社会民生凋敝，工人不能谋其生，农民不能安种其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知识青年不满现实，人民的革命要求不断增长。在这个时期，东莞中学（当时名为“县立东莞中学校”）有不少毕业生到北平等地读书，也有不少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他们不断地把北平等外地出版的革命进步书刊传回东莞；俄国的十月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东莞中学的学生，要求民主，崇尚西方科学，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青年学生已不受封建思想的禁锢了。
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莞中学校门
1919年5月4日，北平爆发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师大的前身）等14间学校的五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反对帝国主义。5月5日，北平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一致起来举行罢课、罢工、罢市，震动中国现代历史的五四运动便轰轰烈烈地从北平学生开始，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东莞中学校友何作霖、王荣佳、陈国矩、陈达才、陈燔、翟俊千、欧宗佑等人当时均在北京大学读书，他们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游行的北大学生
军阀政府出动军警用水龙、大刀、木棍等驱散学生，还逮捕了32名北大学生，在北大就读的东莞中学校友何作霖也是被捕学生之一。这些斗争消息很快传回东莞县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顿时活跃起来，奔走相告，东莞中学校学生被禁锢的思想一下子释放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如火山般迸发出来。5月11日下午，东莞中学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东莞学生联合会，并在学生会陈汝超等同学的率领下，议决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罢课，示威游行，开展声援活动。东莞中学学生还组织了宣传队，到莞城各公共场所和街道宣讲北平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指出“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严重性，激励群众同仇敌忾，坚决反对曹、陆、章的卖国行径，提出取消日本强迫订立的“二十一条”“收回青岛”，释放被捕学生等要求。
1919年6月3日，北平卖国军阀政府大肆搜捕学生，更激起爱国学生们的愤慨。于是“五四运动”的星星之火，发展而为蔓延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燎原烈火。6月4日下午，东莞中学校全体学生教员联合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共400余人整队上街游行，人人手持小白旗，上面有漫画、标语，有的还写上“勿忘国耻”“振兴国货”“覆巢之下无完卵”“不做凉血动物”“还我青岛”“废除21条”“誓杀国贼，振兴国货”等口号，师生们激越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各界群众。
从五月开始的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延续到年底。自此，东莞中学校的学生和全国青年学生一样，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潮头，在爱国的浪潮中觉醒起来了。
晚年何作霖
何作霖，在东莞中学堂师范部毕业后，投考北京大学哲学系预科深造，1924年于北京大学复学，毕业后任《晨报》编辑职务，宣传新文化运动，1929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当研究生，荣获博士学位，后回中山大学任教授，曾与伍修权合译苏联的《唯物辩证法》，是我国少有的国际法律专家。何作霖在《我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一些回忆》一文中，其写道“当时我是北大预科哲学系的学生，曾亲自听过李大钊先生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受到很大的启发……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和北洋军阀外交上的失败，促使全校师生一致奋起，联络北平十四所大专学校学生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的黎樾廷，回莞担任东莞中学校长，带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如袁昌善等，在师生中传播民主科学新思想，实施新教育，支持学生的反帝运动，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学潮；他又实行男女同校，招收了东莞县第一批共十七名女生。
1924年，“县立东莞中学校”改名为“东莞县立中学”。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的救国思想和民主革命意识更趋成熟。在经历了从维新运动到建立共和推翻满清的旧民主革命，在眼看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共和政权落入军阀之手的教训之后，东莞中学的进步青年经历“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认识到：要救国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东莞县第一个支部在东莞中学成立，从此，东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东莞县立中学的师生们，始终站立在时代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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